28
一直喝下去。四台电视机开着，画室的那台也开着。在争吵之前，在昂热拉了解了那个她爱着的男人的真相之前，她曾在房子里来回走动。现在，她在醉醺醺的状态下忘了其它的电视机。她蹲在沙发上，面前放着酒瓶、冰块和杯子。这时没有一滴眼泪，还没有。这时，光是她的头脑里有着巨大的嗡嗡声，天旋地转。她一个劲地想：徒劳。受骗了，上当了。我的爱情完了。我孤独，非常孤独。再也没有人了，不，没有人了。
她突然缩成一团。
有人在吼叫。
过了一会儿，她才理解，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电影。这一切发生在六月十日，在一九四四年的六月十日这一天，一支武装的纳粹因为马基抵抗组织谋杀了一位德国将军而大肆报复，把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奥拉多-芬尔-格兰夷为灰烬，几乎所有的居民都被屠杀了。男人们被枪杀了。妇女和孩子们先是被赶进了一座教堂。有些人以为会获救，但那些纳粹分子点燃了教堂，妇女和孩子们也被活活地烧死了。这座村庄的废墟至今还在，人们在别处重建了那个镇。跟其它地方一样，奥拉多成了法国人的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电视里播放反法西斯影片，播放有关纳粹所犯罪行的纪录片。现在，这里就正在放这么一部纪录片，是由目击者的报告剪辑而成的，偷拍的照片和偷制的图片——一场噩梦，举世无双的恐怖。一排排被枪杀的男人们。老人们，那些目击者，泣不成声地报告那场血腥屠杀。那是教堂。纳粹军人把妇女和儿童们赶进去。门关起来了。教堂里传出歌声。它着火了，可怕的火焰。奥拉多的破败的农屋被炸掉了。那些纳粹军人站在那里，双脚叉开，穿着他们笨重的皮靴，手端冲锋枪，纳粹军人，纳粹军人。昂热拉坐在那儿喝酒，威士忌从她嘴角流出来，她也没觉察到。她盯着荧光屏上的图像，那些骇人的图像。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弗雷德叔叔、毛里斯叔叔、表妹安德莱、理查德舅舅、舅妈亨丽特、舅妈玛荣妮。死了，死了。他们全死了
昂热拉霎时无法承受了。她迅速站起身，晃悠悠地踉跄到室外的阳台上。在那里，她的花儿，那么多的花儿绽放着。那天夜里下着雨。昂热拉只剩下一个念头，唯一的一个，它纠缠不休，在她的心里威严地跃跃欲试，结束。完了。结束吧，现在就结束。这生活，你再也承受不了啦。
“这生活”她听到自己在语无伦次“不不我不想再要了”
在潮湿的地砖上，她穿着高跟拖鞋，踉跄走向阳台的栏杆，雨水打下来。她撑起身，抽起一条腿。她摇晃得厉害。当她看到身下深处房子后面的停车场那灯光照亮的水泥地面时，她一点也不害怕。马上。马上。我马上就下去了。马上就一切都结束了。她抬起右腿，左腿。她跪到栏杆上。她把右脚伸向边沿。她用双手撑住自己。她挺起身，一厘米一厘米地移动，越来越高。另一条腿也同时伸。雨打湿了她的头发、她的脸和她的衣服。她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来吧，死亡，来吧，甜蜜的死亡。这下，她站在离地面四层楼的高处，在黑暗的天空下，在一个灯火通明的城市上方。一阵风吹到了她。她还想：我要
然后，她就跌倒了。
29
她跌回到平台地面上，阵风吹得她跌回来了。当她从一阵短暂的失去知觉中醒来时，她才发觉自己是躺在一个水洼里。她张开的嘴里有半嘴的水。她作呕，把水吐了出来。她感觉没有一丝力气，四肢动弹不得。她跌倒在平台上，而不是跌下去了。
“不不我我不想我想死这栏杆”她爬起来，跌倒，又爬起来，又跌倒。她试图用尽全力站起来。她站起来了。她的膝盖在打颤。她跌撞向栏杆。但是她爬不上去。她望向深处。一辆汽车刚刚从下面开走。这下她再也没勇气了。但是她必须结束。她必须她必须！
她哽咽着跌撞回卧室，拿起瓶子就喝，丢失了她的拖鞋，跌回电话台子旁的一张沙发椅里。
电话！
她得跟谁讲讲话。跟谁？她不是有许多朋友吗？无数朋友，是吗？她有吗？谁？谁？昂热拉，你有谁能听听你想干什么？谁？
她不寒而栗地认识到：谁也没有。
那里有电话号码簿。她无意义地在里面乱翻。三年前，她还不需要眼镜就能阅读。她的双手飞动，号码簿掉到地上，她抬起它。她不知道她在找什么，一个人一个能跟她交谈的人讲话讲话！这里有有一个电话心灵安抚也许那里有谁她找不到这个号码。教堂！她在教堂栏下看。她选了一个号码。没人接。再一个。没回音。她像野兽一样呻吟。第三个电话号码。空音在响。一声，两声，后来突然传出个男人声音，平静，低沉，友好。昂热拉不理解那男人在讲什么。听到人声她顿感轻松无比，一个音都发不出来。她向前瘫倒，上身支在小台子上，话筒滑落。她呻吟。她哭。这下她又能哭出来了，大声唏嘘。
那个平静的男人声音说：“我在接电话。我守在电话机旁。您慢慢来，我有时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给您。”
“我我牧师您是牧师吗？”
“对。您放心哭吧。慢慢来。我有时间”
昂热拉哽咽、呻吟地哭着。
“我在这里，”那男人声音说“在电话机旁”
这样过了大约一刻钟。后来昂热拉有了气力，讲：“自己杀先前”
牧师误解了：“您杀人了？”
“不是我我要把我自己您明白了吗？我自己从阳台上跳下去可是我跌回来了而现在而现在”
她又抽泣起来。
“我在电话机旁。您慢慢来。您慢慢来”
这个年轻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坚强，又那么温柔，昂热拉渐渐感觉体内有了些力量。她开始讲：“我想自杀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我理解。您再也不能了。”
对话中间有时夹杂着数分钟的沉默或哭泣。牧师的声音总会重新响起：“我没挂断。我在电话机旁。”
“抛弃那个我爱的男人被出卖被欺骗了现在我孤独一人孤独我再也不能够了！我想杀死自己！”
那个平静的声音一句也不抗议，从不反驳，从不作价值的判断。他说出了昂热拉刚刚还能承受的话：“您一定经历了许多沉痛”
“是”
“后来这个男人来了您把您的全部爱情献给了他他让您如此大失所望现在出现了一个真空一个可怕的真空”
“是是”昂热拉稍微直起了一点点，还在低声抽泣。她能比较容易地讲话了：“我只有他只有他我认识许多人，非常多由于我的职业我必须认识和见到非常多的人我必须出席每一场宴会，每一场舞会我必须，您理解吗？这算是什么生活呢？舞会！宴会！这奢侈而这空虚这伴随的空虚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啊？”她喊道“我不告诉您，我是谁，住在何处，不然您会报警！”
“我起誓，我绝不会那么做我根本不想知道您的名字真的不想您陷入很大的困境和孤独自杀，这是孤独最外在的表现形式但您并没有孤独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没有？”
“现在有我在我在跟您谈话我十分理解您，非常理解您可以相信我。真的，我理解您。”
“真的？”
“那当然您交游广泛您的职业迫使您这样您根本无法向那些人讲述您内心的真实形象一点也不能讲您的忧郁，您的苦闷在这些人面前您得扮演一下角色，戴一个面具，愉快，始终愉快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
“对，”昂热拉吃惊地说“是这样我永远不能永远不能我永远不能展示出我的模样这里的所有人都认为我是戛纳最愉快最开心的女人我根本不可以诉苦和抱怨我需要工作啊订货谁还会对我的真实生活感兴趣？”
“我，”牧师缓缓地说“我感兴趣。您瞧，您不是孤独一人”
“不，不孤独”
“有很多的人，他们孤独，被抛弃了，但不像您这么严重。总得戴一个面具，总得演戏，太可怕了。在您的情人身边，在那个男人身边，您不必这样”
“不那时我可以倾心而谈他这个男人知道有关我的一切。可现在”
“现在我知道一切”
“可您不知道我是谁！”昂热拉喊道。
“这跟事情一点关系也没有。咱们相互交谈。这才是咱们谈话的开始。咱们必须将它继续下去。您为什么不来找我？我是地处亚历山大三世林阴大道旁的俄罗斯东正教小教堂里的牧师。我等您，明天上午咱们再继续交谈一切。”
“我是新教徒。”
“这没关系！我等您。”
“我不会来我太不好意思了，非常不好意思”
“那您也许后天来，或者您再打电话。我在这里。这时候我总是在这里，上午也在。我在这里等您，请您别忘记这个。请您想想，我理解您。我非常理解您”
“这可是我无法相信”
“是这样”
“我还是要做！我要跳”
“这我很能理解。换成是我，我或许也会那么做”
“可这是不是一个罪孽自杀？依您看，根据您的戒律？”
“我不想跟您谈罪孽它不存在于像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谈谈您，谈谈我非常理解的您。慢，我随时都有时间给您”
他跟昂热拉谈了将近两个小时。电视节目早就结束了。荧光屏上黑乎乎的，有黄点在闪跳。电视台下班了。那个声音无比善良友好的牧师仍一直在讲，现在他对情况已了如指掌，昂热拉也能流利地讲话了。她不再哭，头脑清醒，威士忌的作用减弱了。
“您来找我吧。”年轻的牧师说。
“我不知道”
“不一定在明天。随便什么时候。请您想想，现在有我在这里。一个您不认识的人。您在他面前不必戴起面具。您可以向他畅所欲言。任何时候，您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我理解您，完全理解您。”
“谢谢，”昂热拉说，一下子累得不得了“谢谢”她让话筒落回叉簧。紧接着她就睡着了，睡得那么深那么沉，一生中还从未有过。她和衣蟋坐在靠背椅里，灯开着，四台电视机开着，显示出空空的荧光屏，雨水滴落在平台上。
30
在尼斯上空陡直降落的飞机的航行灯闪烁着红白两色。昂热拉讲完后出现了一阵长长的沉默。她最后说：“当我醒来时，已经是早晨九点。我全身的每根骨头都疼。我的头难受得要命。”
“那您去找那位牧师了吗？”
她望着我。在客厅照过来的灯光反光下，她的眼睛炯炯有神。
“没有。”
“为什么不？”
“我太羞愧了。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自杀了。”
“这个男人救了您的性命。”我说。
“是的。”昂热拉喝一口香槟，重新点燃一支烟。我也是。
“尽管如此”
“尽管如此，我永远不会去找他，也不会给他打电话。我将去这座教堂一趟，它离这儿不远。”昂热拉说，目光掠过我身旁“我肯定，听声音我就能马上认出那位年轻的牧师来。那声音是那么善良。到时候，当我去找他时，我也要让他认出我来。我打定了主意要去找他，但是要等到”她打住了。
“等到什么？”
她如梦初醒似的望着我。
“什么？”
“您说，您要让这位牧师认出您来，等到等到什么，昂热拉？”
她端详着我，好像她从没见过我似的。
“不，”她说“咱们别再谈这个了。我自己不理解。没人知道这段故事。我为什么向您说起它，罗伯特？为什么？”
我站起来，走向栏杆，俯视停车场。从这上面看果然很高。我突然感觉到昂热拉在我身旁。
“从这儿下去。”我说。
“对，”她说“从这儿下去。”
我试图用一只胳臂箍住她的肩。她抽身退到一边。
“不，”她说“请别这样。”
“请您原谅。”
“现在是十一点差十分，十一点钟有新闻，然后我给帕斯卡勒打电话，”昂热拉说“那时候她肯定已经”
客厅里的电话在响。昂热拉跑过去拿起来。我望向那能够致命的深处，夜里的停车场、棕榈树和水泥地面的景象将深埋在我的记忆里，只要我活着。
昂热拉走上平台。
“是您的，”她说“拉克洛斯。”
他的声音比平时更伤感。当我打电话时，昂热拉在客厅里忙碌。
“我们在酒店里到处找您。最后我想，也许您在黛尔菲娅夫人家里。”
“出什么事了吗？”
“对。”
“什么？”
“电话上不好谈。您能赶紧过来吗？”
“我行。当然。去您的办公室？”
“来我的办公室。”
“我就来。”我说完就挂上了。
“什么事？”昂热拉向我走过来问。
“我还不清楚。我得去旧码头。请您行行好，安排一下您朋友那儿的舞会好吗？咱们明早通电话？”
“好的，罗伯特。”她说，开心地笑着。
“现在您又戴上面具了。”我说。
“对，”她说“面具。我的亚洲人的面孔。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请您今天就给我打电话。我把电话拿到我的床上去。”
“可我总不能有可能要几个小时。”
“没关系。您必须打电话给我！”
“可是为什么？”
“因为事关您的案子。事关与您有关的事情。您为什么来这里。我想掌握情况。跟您有关的一切。”
“昂热拉”
可她已经从我面前走开了，拨了一个号码。“我给您叫辆出租车。”她说。
当她订好出租车后，我跟她走向房门。现在，她又像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那样冷淡、内向和不可接近了。她当然没送我到楼下。她在门口告别。我想吻她的那只手，可是她迅速地抽了回去。这回她没等我钻进电梯，屋门就马上关上了。
当我走上停车场时，出租车还没到。我只得等。我从衬衫的胸袋里取出一盒烟。这时我注意到，那里面还塞着一张纸条。我将它取出来，就是那张我写了“谢谢一切”的纸条。当我打电话时，昂热拉一定是把这张卡片拿在手里，我想。因为现在有一个词被画掉了，她的大而宽的笔迹在那上面写了另一个词。我站在大门口的灯光下，点燃一支烟，吐出烟缕，久久地端详那张卡片。
我写的是“谢谢一切”
现在，上面写着“啥也不谢”
31
他躺在实验室地面上的一个大血洼里，大半个脸都被削掉了。他侧身躺着，脸上缺的那一部分变成了碎骨头、皮肤、筋和血，大量的血喷溅了一地。他躺在血泊中，血染红弄脏了他的衬衫、他的裤子、他的头发、胳臂和双手。
我站在那里，盯视着这曾经是一个活人的东西。悲伤的路易-拉克洛斯站在我身旁，是他将我领进了这个房间，房里摆满了工具、煤气本、化学物质、显微镜的桌子和货架。身穿衬衫和裤子的男人们来回走动，给尸体拍照，把石墨撒在桌上、货架上和工具上，寻找指纹。一共是六个男人。这房间装着铁栅，非常热。我果然没认出死者，问：“这是谁？”
拉克洛斯问答说：“这是劳伦特-维阿拉。”
“万能的上帝啊！”我说。这位英俊的劳伦特-维阿拉，曾一度是昂热拉的情人，此后是她的朋友。我的念头还在昂热拉身上，我先是想到，她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何反应。我说：“我中午在‘费利克斯’还碰到过维阿拉。”
“三个小时前我还在跟他一道吃晚饭。”拉克洛斯说。他脸色苍白，神经紧张，嘴角一直叼着烟，却忘了吸。
“这会是谁干的，怎么干的？”
“用一把大口径的装有消音器的手枪，从最近处。真正是一枪打在颈部。”
“那得是个属于这屋子的人或者维阿拉认识的人——窗户装着栅栏，咱们这是在二楼。”
“是的，”拉克洛斯阴郁地说“这使一切更加糟糕。一定是某个先前还跟维阿拉交谈过的人，无论如何是一个熟人。”
“他是怎么进来的——我指的是进这屋子？”
“这屋子整夜开着。”拉克洛斯说。他讲话时，嘴角的香烟上下颠动。
“哨兵呢？”
“您想到哪儿去了？我对您讲过，我们的人手太少。不在执勤的都休息，好好睡觉，或者在办公室里工作。只要认识维阿拉，谁都很容易进来。三刻钟之前我也进来过，因为我想知道维阿拉的检查进展如何。是我发现维阿拉的。我马上给尼斯的司法警察打了电话，因为此事超出了我们的权限，这就更加严重了。探长雅克-鲁瑟尔已经到了。他正在审讯什么人，寻找证人。谢天谢地，他带来了一些警官。”
那些人当中的一个正把尸体翻到一边，进行检查。那人灰头发，戴眼镜。
“韦农大夫，我们戛纳的警医。”拉克洛斯告诉我。韦农快乐地向我点点头，然后拿镊子在那曾经是劳伦特-维阿拉的脸的血糊糊中捅来捅去。就是他曾经吻过昂热拉的嘴。这时，一只大苍蝇落到那血糊糊上。韦农大夫连赶都不赶走它们。他把一只手伸进那血淋淋的颈部，拨动剩余的头部。
“这儿，乖乖，”他对拉克洛斯说“枪口。很小。撕掉了脸。很明显是一颗达姆弹。”
“维阿拉一定是坐着的，”拉克洛斯解释道“估计是坐在他的一架仪器旁，凶手站在他身后。维阿拉死得很痛快。他一点儿也没感觉到——就已经完了。我有一天也想这么死去。”
“我原以为达姆弹只适用于步枪。”
“也适用于手枪，乖乖。”韦农大夫毫无疑问已经做警医很久很久了。没有什么再令他惊讶，没有什么再令他失望。一个没有幻想也没有一点惊骇感觉的人，不管他看到什么，不管他要检查的是什么。一个怪人。或者这开心的“乖乖”只是在演戏，在保护韦农，不让什么触动他、影响他和打动他的心？
“拿着你的本子到这儿来，乖乖！”韦农大夫尖叫道，迅速活泼地向一位助手口授起来。那个年轻人做着速记。
“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问“有动机吗？”
“那当然，”拉克洛斯说“一个很好的动机，可惜。”
“是什么呢？”
“您看看那边的架子。”
我望向架子，那上面上午还放有全部碎片，尤其是那台定时爆炸器的电线和空壳子，是从游艇上拆下来的。现在，架子上空空如也。
“不管那是谁，反正他全拿走了。”拉克洛斯说“不光是材料，还有维阿拉的图纸。他有几张。我上午见过它们。现在全没了。”
“这可是一大堆东西啊，”我说“而且很沉。”
“凶手一定是分两三次运走的。大概是装在箱子里。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跟同伙。”
“这是冒险。”
“这当然是冒险。在这里跟我们打交道的是些无所畏惧的人。”拉克洛斯说“您想想咱们初次见面时我讲过的话吧。”
一个魁梧高大的人走进来。他个子太高了，略躬着身子。他穿一身热带西装，系着领带。他有着蓬乱浓黑的眉毛，波浪形的白头发，精神矍铄的脸上眼睛乌黑。
“这是尼斯司法警察局的雅克-鲁瑟尔探长”拉克洛斯为我们作介绍。
鲁瑟尔是跟拉克洛斯完全相反的类型——精神抖擞，不折不挠，愤怒、勇敢。
“真他妈的气人，是不是？”
“是。”我说。
“不管是谁，我一定要逮到他。”鲁瑟尔说“臭狗屎，见他妈的鬼。我不在乎是不是富人们卷进了此事，即使全世界都属于他们！他们没有权利以为自己好似码头上最穷的流浪汉。”
“可他们这么想。”拉克洛斯说“他们有权，权力很大。”
“权力，狗屁！”鲁瑟尔说“我跟巴黎通了电话。跟政治警察厅。跟经济警察厅。我让他们好好行动起来了。派人到这下面来。”
“那我们就要出丑闻了。”拉克洛斯说。
“那又怎么样？这里发生了一场谋杀。假如一切不是假的，不久前还发生了一起死亡十二人的谋杀。假如我不是个大傻瓜的话，在这些谋杀之间，在他们所有人之间，都有联系。‘月华’游艇上那些可怜的船员们，他们只可以驾驶游艇，他们不是亿万富翁，路易，他们贫穷，全有家小，就跟你和我一样。这一下全家失去了抚养人。如果我这时候还怕惹恼别人，闭嘴不吭声，那我宁愿受到诅咒您怎么讲，先生？”
“如果我害怕这里的这些人的话，我也愿受诅咒。”我说。
“你们！你们不是生活在戛纳。”拉克洛斯声音很细地说。鲁瑟尔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
“维阿拉留下了一位母亲。”他说“她现在能拿一份退休金。你知道这份退休金有多高。想想维阿拉的母亲吧，路易。你想想，假如那是你的母亲。”
这个矮小、可怜的人身上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变化。他的身躯直起来，疲倦的眼睛睁大了。当他讲话时，话里透出那强抑下去的屈辱和数十年的仇恨。他说：“你讲得对，雅克。我是个胆小的猪，这么长时间，总这么胆小。可现在我不再是这样了。谁干了此事，他就得偿还。”拉克洛斯抬头望向鲁瑟尔“谢谢你这么跟我讲话。”
“好了，我的老家伙。”鲁瑟尔说。
一个警官走进来，问：“这里有位卢卡斯先生吗？”
“是的，”我说“什么事？”
“‘庄严’酒店打来了电话。那里有您的两封紧急电报。如果可以的话，请您赶紧过去。”
“我们这里现在用不上您。”鲁瑟尔说“如果您想走的话”
“我必须走。那是我的上司。”
“明白。估计这事现在闹大了。”鲁瑟尔说。
此时我们都还不知道，他说得多么正确。
32
两封电报是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发来的。我请求夜班门卫从门卫的保险箱里把我的保险箱钥匙给我，取出密码簿，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坐下来译电报。头一封电报要求我乘星期天的早班飞机回杜塞尔多夫，到达后立即去勃兰登伯格的办公室报到。第二封电报内容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知情人和物证。
我又看了看。
这份电报是十九点四十五分发出的。我想，如果我呆在酒店里读到了它，维阿拉也许还活着。随后我考虑：我们能如何保护他？不是保护他，我想，而是保护物证。勃兰登伯格又是从哪儿对一切了如指掌的？
我烧掉电报，让烧焦的纸屑落在烟灰缸里，再把它捣碎，然后把密码簿放进我的保险箱，又从里面取出我的护照和全部的钱，对门卫说，我明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但我想保留我的房间。
“已经全办妥了，先生。给您保留那间房，您很快就会回到这里来。”
“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们同样也收到了一封电报。”他把一个小本子递给我“这是您的飞机票，先生。我们按要求在法航的飞机上订了个座位。它于九点从尼斯起飞。您飞经巴黎，十二点二十五分到达杜塞尔多夫。我们把一切全转到您的账上。”
我向他道谢，放回保险箱的钥匙，看着他将它锁好。然后我坐电梯上楼去我的房间，脱去衣服，冷热交替冲了个澡。房里堆着许多盒子——我的西服、衬衫和裤子已送到了。我一丝不挂地全打开，把衣服收起来。我把米色的轻便西服放在外面，还有一条昂热拉选的领带。我要穿它们上飞机。我裸身躺上床，试图睡觉，但是我又清醒异常，就打开床头的小收音机。一个软绵绵的女人声音在唱：“这是一出完美的戏。”我又关掉。现在是两点二十分，我看看手表，夜里我老是把它重新戴上。电话响起来了。
是昂热拉打来的。
“我刚才打过电话，可是您不在。什么出什么事了，罗伯特？是什么严重的事吗？”
“对，”我说“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什么事？”
我告诉了她。
一阵长长的沉默。我想，我很想知道她讲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她终于轻声说道：“他是个好人。从那时起，我们就只是朋友，但是真正的朋友。我为他的死伤心。他是那么爱他的母亲。我明天就去看他的母亲，照顾她。现在她可是孤苦伶仃了。”
“您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问。
“因为——生活总是在继续，可怕，对不对？我想说，我的女朋友帕斯卡勒很愿意为所有这些人安排一次晚餐。后天八点。您看合适吗？”
“非常合适！您等等。我明天——今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
“多久？”我的天，她立马就这么问了！我心想，感到我的心在怦怦跳动。
“我不知道。不会长。如果长过后天，我会及时打电话谈吃饭的事。但是我希望，到那时我已经回来了。我迫切希望。”
“您去杜塞尔多夫是因为维阿拉之死吗？”
“这也是一个原因。”
“您的飞机何时起飞？”
“九点十五分从尼斯起飞。”
“那我八点在酒店门外接您。”
“不用！就剩五个半小时了！不，我叫辆出租车。”
“您别叫出租车。我八点到。晚安，罗伯特。”
“晚安，昂热拉，多谢。”我说，挂上了听筒。
但这一夜再也不会安宁了。
我穿上一件晨服，走到房间的阳台上，坐下来，吸烟，一根接一根地吸。我太激动了，无法入睡。从四点半起，海上的天空将会亮起来，色彩瞬息万变。十字架路上和酒店里都万籁俱寂。四点四十五分电话又响了。又是昂热拉。
“您睡不着，对不对，罗伯特？”
“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可怜的维阿拉。”
“不仅仅是可怜的维阿拉，”她说“这您也非常清楚。”
“是的，”我说“我非常清楚。”
“我打电话时，您正在干什么？”
“我坐在阳台上仰望天空，它正在变亮。”
“我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我坐在平台上，望着天空。您的电话线也很长吗？”
“相当长。”
“那您拿起电话，回到阳台上去，再去仰望天空。”
我依言而行。
“您坐着吗？”
“对。”
“现在咱们俩都在仰望天空。”昂热拉说。
“对。”我说。说完我沉默不语。听筒里有沙沙声。天空先是灰蒙蒙的，后来变成沙灰色，现在正由赭红色变成棕色、苹果绿色，然后变成越来越强烈的金黄色。盘旋的十字架路旁的白房子在这金光中熠熠生辉。我们就这么呆坐了一段时间，我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昂热拉也这么呆坐着，她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没有人讲一句话。后来，一轮血红的太阳从海里喷薄而出。
“那就八点见。”昂热拉说，说完就挂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