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博林点了点头。
“当初，阿拉贡的凯瑟琳嫁给英格兰亚瑟·都铎王子，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的条件是——约克宗室不能还有任何男性后裔。于是，在她登船来英格兰之前，一直囚禁在伦敦塔的沃里克伯爵被除掉了，他是金雀花王室的最后一位男性。
斐迪南国王不希望把女儿嫁到一个王冠不稳的王国，他认为如果沃里克还活着，都铎王朝的统治就不会长久。
所有人都知道白玫瑰沃里克伯爵是无辜的。为了成全这桩婚姻，一个无辜的身上流着王室血液的王子被砍首了。
我兄长亚瑟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了一个诅咒。这个诅咒说，因为杀掉了无辜的白玫瑰，都铎家族为自己招致了厄运——都铎的国王将不会有子嗣，都铎王朝也会因为无子嗣而终。
大婚之前，亚瑟告诉我，他很恐惧，但是他又很喜欢凯瑟琳。他真的是既满心欢喜又恐惧不安，他拜托我，假如他有了什么不测，让我好好照顾凯瑟琳，因为她是一个异乡人，在英格兰举目无亲。然后不久，诅咒开始应验了，亚瑟死了。”
关于这个诅咒，亨利八世从来没有向别人说过。亚瑟的死亡像一片乌云一直笼罩在他的头顶上。关于都铎国王会绝嗣的恐惧，一直如影随形。
“再加上，我了解到《利未记》记载，‘人若娶弟兄之妻为妻，这本是污秽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无子女。’我怕招致上帝的诅咒，所以我从不敢与凯瑟琳发生关系，这也是她一直未孕的原因。”
亨利八世没想到这么自然地就把内心深处的恐惧，向玛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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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博林也很意外，关于亨利八世坦白的恐惧，书中完全没有写；或许也写了，只是她阅读得匆忙，没有注意？
他现在还完全不能料到，他的离婚会掀起多大的风暴，将改变多少人的信仰。
但是很难指责他做的不对，因为他寻求的只是一个公正的判决。
在小说的剧情中，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批准了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的离婚，批准了他的姐姐苏格兰王后玛格丽特·都铎的离婚，这两人的情况与亨利八世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可是因为离婚对象不是最有权势的查理五世的姨妈，都获得特赦了。
只有亨利八世不能离婚，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他算是有良心的君主，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意大利、法国或其它国家，会有更龌龊、更直接的方法，很快把麻烦解决掉。就是因为他还有良心，想给世人一个说法，所以坚持上诉，坚持声明，不懈地寻找了很多办法。
教皇没有办法做到公正，他总是受强大的君主的左右。亨利八世在罗马注定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
玛丽·博林想了想，说：“如果要与王后分开，没必要去欧洲各个大学征询意见，最后会发现全是白费功夫。”不仅浪费钱财，还会闹得整个欧洲都是风言风语。
这是红衣主教的计划，得到基督教最优秀的学者和神学专家们的签字，呈给教皇和民众看，以便证明英格兰国王的婚姻确实是不合法的。
这个计划还没开始实施，她竟然已经料到了。
亨利八世对玛丽有点捉摸不透，她很年轻漂亮，算是宫廷数一数二的大美女。但她不像她的妹妹安妮那么自负和骄傲，她有时候看起来有些颓废，和自己在一起时经常心不在焉；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就露出机敏、聪颖的一面。
亨利八世问：“你认为那些大学学者的意见，将不会与我的一致？”
玛丽·博林摇了摇头：“不是的，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立场，一旦您开始征询他们的意见，拿着大笔的金钱去进行贿赂，皇帝会做同样的事情。您派去的人说服这几所大学支持您，他派去的人说服那几所大学支持他，最后还是没有定论。但是，您的‘大事’会成为整个欧洲的谈资。对您，对王后，都是不利的。”
她不建议，把婚姻不合法的证据，锁定在当年凯瑟琳与亚瑟亲王是否圆房上。把这些极其私密的细节，在法庭上一一公布和暴露，对王室来说太不体面了。
其实，教皇当年的特许状，有两个明显的漏洞。一是诏书中说，教皇根据亨利·都铎的恳请颁发此旨，而亨利当时还不到十二岁；另一个是颁发的原因，是“为了保证两王国和平，联姻必不可少。”可是当时西班牙和英格兰没有任何战争和冲突的迹象，处于长期和平状态中，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动机是不充分的。
凭这两个漏洞，现任教皇完全可以做出裁决，当年的特许状是无效的，是可以被这一任教皇撤销的。如果不能做出裁决，那不过是因为这是权力的博弈，与真相和公正无关。
国王的‘大事’提前了四年，现在形势与原著中不太一样。因为小说中，1527年罗马遭到了皇帝雇佣军的侵袭，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完全处于查理五世的控制之下。
现在的这任教皇还是阿德里安六世，亨利八世将离婚大事提早了四年，或许结果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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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八世饮了一些淡麦芽酒，饶有兴趣地问：“你曾赞许过探险和贸易，你对治理王国呢？有什么意见？”
玛丽·博林有气无力地道：“我哪懂什么。”
亨利八世鼓励她：“只是随便闲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