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只是扭头看向同样面露轻蔑的燕王,轻描淡写地询问着这嘴角也半挂着淡淡杀气的儿子。
“你怎么看啊？”
朱棣平静地看着他。
“虏贼也，畏威而不怀德。”
【在得知了景泰登基这一消息之后,也先随即在瓦剌为堡宗举办了复位大典，并打出了“送上皇正位”的旗号，预备南下进攻北京城。
而此时的景泰君臣比起土木堡之变之后的手足无措,已然进化了不少：另立新君之后的大明终于能够成功高效运作起来。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此刻京城的守备力量得到了大大的增强，城墙得到了加固，赶造了战车器械，调来了南京武备库里三分之二的武器以重新武装京军，最后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将通州仓的粮食悉数运往北京。
此时的北京，比起土木堡之变之后的一片混乱，其实已然好上了不少。可是面对也先南下，稍不留神便有亡国灭家的压力，同样不通军事的朱祁钰，在此时展现出了他惊人的魄力。
什么魄力？清代袁枚曾经就这一点，联想两宋之际靖康之耻而感叹道：
“吾读《宋史》而叹明之不亡，非谦贤，实景泰之贤也。宋南渡时，有相如李纲，将如宗、岳而不能用，终于二圣不归。景泰用一于谦，遂使社稷人民危而复安。”
于谦在景泰升任他为兵部尚书之前，难道一开始就是力挽天倾的社稷之臣吗？
从文官的角度来看，他不过是一个兵部侍郎，上头顶着明朝素有“天官”之称的吏部尚书王文，永乐时期便被留给仁宗当做辅政之臣、更是宣宗托孤重臣的礼部尚书大宗伯胡瀅……各个都是拎出来响当当的人物。
从武官的角度来看，就更难以服众。就算他在兵部任职，可本质上不依旧是一个文官吗？他怎么能以文驭武指挥军队呢？这不是僭越吗？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朱祁钰选择毫无保留地，给予了于谦最大的信任：他让于谦一个文官“以大司马即为总督”，统帅京营，有关京师守备的事情，“有请即奏，不必复奏”。
有人以为于谦的权利过重，上谏景泰，却得到了他“于谦总督，即将权也”的回复。乃至于被时人认为“专任如此”“安危视所任”“成败以谋”。
某种意义上，这也算得上是孤掷一注般的赌/博吧，可是事实证明了景泰的眼光，证明了他有说出这样一句话的底气。
“死则君臣同死”】
“天子守国门，岂有轻易退缩的道理在。”
朱棣继续跟着自己的想法说着。
这对父子都是能征善战的统帅，自然能从天幕的字里行间品味出它对军事的生疏，接近照本宣科的念书。
而既然是尚未发生之事，景泰之后又有什么宪宗的存在，那这场仗肯定是打的赢的。他们也就不跟着天幕去推演那后事的战争，探讨起眼下所能做的事情来。
“你是天子守国门了，却没想过后世子孙有堡宗这个囊种！”
老朱哼哼着，现在还是南京当着京城，到了那玄孙手上却是北平成为了北京，他随便一想就能明白必是这家底在北平的儿子后来迁的都。
倒也不差。他琢磨着北平的位置。它比起南京最大的优势当然是位于北方，多少能防范那群南方的臣子沆瀣一气，让他老朱家的朝堂上只能听见他们一个派系的声音。
其次，它到底曾经也是元朝的大都，各种京城的基本条件还是有被蒙古人弄好的。
但弊端也很明显，堡宗身在北京，离边境也就那么近，所以这个囊种想御驾亲征就这么轻松容易。打输了之后，那瓦剌想要南下也就直接威逼京城，稍不留神就直接被打下首都，群龙无首了。
这边朱元璋考虑着北京为首都的利弊，那边的朱棣却被亲爹一句“囊种”给弄破防了。他恶狠狠地在心中又把堡宗这鳖孙揍了一遍，对未来的自己干了什么发自内心的疑惑。
怎么回事，后来的他迁都北平，结果却没把家门口收拾干净吗？难不成真的选了个“建文”的年号，他就收敛武功，专心文治了吗？不能够啊！
百思不得其解的燕王挠了挠脑袋：还是说他只是把北境上残余的北元势力收拾干净了，把这瓦剌之属收为藩属就收手了？
——那要不让他们更加沐浴王化，仰望而归一点吧。
【十月八日，于谦得知也先南下，奏准列阵于九门前，自己亲身督战，守德胜门，“泣以忠义谕三军”下令“临阵将不顾军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十月十一日，瓦剌破了紫荆关后，又令宣府守将杨洪率兵二万、辽东守将焦礼、施聚率兵三万入援京师。
瓦剌兵临京师之后，又企图用堡宗为诱饵，要求明朝派大臣出去议和，订立城下之盟。而被景泰断然拒绝。
他在十四日针对瓦剌假惺惺的借口，极尽文雅又暗藏阴阳怪气地写了两封信，分别给堡宗和也先回复了差不多的内容：“若太师也先果欲送大兄回，是能上顺天道、下顺人心，真大丈夫所为，岂不名扬千古？”
但是吧，你想送我那没什么用的哥哥回来，派四五个骑兵就行了，难道我还敢拒收吗？太师你这几万骑兵压阵的，刀剑无眼又想要干什么呢？
他透过也先裹挟堡宗的表象，看出了许多臣子也许看出却不敢道破的事实。给也先不过是一堆相互冠冕堂皇的拉扯话，给堡宗的末尾才真叫一个绵中藏针。